在一部分人眼中，手机游戏起初是占据孩子的时间，接着是吸走其他一切兴趣爱好，最后扭曲孩子的性格，让一个孩子没有了孩子该有的样子。当下人们的声音越来越向资本化的游戏讨伐，可是教育学的经典命题“所有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提醒我们反思——父母是否在孩子的成长中缺位呢？
又到暑假，前几天我回到湖北潜江农村的家中，发现“神兽”涵涵去补课了。父母把他送去补习班并没有抱着成绩提高多少的期望，主要是“眼不见为净”，让他去补习班混着总比在家没日没夜玩手机强。
涵涵今年13岁，即将上初中，是我的外甥。他身上有现在小孩子突出的老大难问题——手机上瘾。起初游戏只是占据他的时间，他恨不得不吃不睡，将时间都用来玩游戏。再后来游戏就好像黑暗的“吸星”一样，吸走了一切兴趣爱好、体育运动，只剩下空洞的游戏。最后游戏似乎已经扭曲了他的性格，我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一个小孩子该有的样子。
涵涵小时候是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可爱，戏剧性的改变似乎发生在他9岁那一年，当时他们举家从外省回到老家，自此他就像变了一个人。
学术界现在很流行对“回流儿童”的研究，涵涵就属于这一类。回流儿童大概的意思是在外打工的父母将子女带在身边，孩子寄养在打工城市一段时间后，由于高考教育制度和户籍管理的问题，他们一般在小学升初中阶段回到老家上学。
这几年由于沿海城市的产业转移，慢慢的变多的打工父母被迫回到老家发展，也因此有了慢慢的变多的回流儿童群体。这样一批回流儿童介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之间，他们缺乏身份认同，打工城市不是他的家，老家也不是他的家。他们说不明白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
涵涵的身份识别也很模糊，如果说他是农村孩子，可他住在城市里，上学也在城市里；如果说他是城市小孩，可他不像城市小孩有丰富的课外活动资源，他的社会支持网络全在乡下。
涵涵的父母以前都在青岛的一个汽车厂工作，爸爸是技术工种，月收入能达到1万元。妈妈在一个清闲的车间工作，也能有两三千元的收入。爸爸和妈妈是同乡邻村的人，经熟人介绍后结婚了。两个人都是农村出生，学历也都止于初中。即便如此，涵涵的妈妈也不愿意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一直将涵涵带在身边。
2018年金融危机后许多工厂倒闭，他们的厂正是其中之一，于是他们回到老家重新找工作。县城的工作机会和教育资源比村里还是好多了。幸好他们在县城房价只有3000元/平方米的时候买了100平方米的房，现在县城房价已经6000元/平方米了。
年轻小夫妻宁愿少攒钱，宁愿多累一点，也不愿意把孩子放在农村让父母带。他们说爷爷奶奶带的小孩子毛病多，可他们自己带的孩子问题也不少。他们说想好好培养小孩子，让孩子起码受大学教育，但现在孩子能否考上普通高中都有悬念。
一个令我痛心的现实是，玩手机的孩子越来越低龄化，刚上幼儿园还不识字的孩子拿着手机不愿放手，用两只小手抱着手机滑来滑去。
我那些三四岁的外甥，不管是在家还是走亲访友聚在一起，饭后就扎堆在一个有无线网的空间里，有时候是房间的沙发上，有时候是某户有网人家的门槛上。三四个小时里他们像木头人一样，直到晚饭后被各自的父母带回家。
手机毁掉了一个孩子，浪费了家庭在孩子身上的全部投资。当这份承载了家庭发展希望的教育投资失败时，这个家庭也到了破碎的边缘。
我曾经在中部农村调研时听到一名留守妇女在哽咽地抱怨。这位三四十岁的妇女，儿子快要上高中。她以前和老公都在省城的建筑工地打工，老公轧钢筋，她做些小工。上初中后儿子对手机上瘾，也常和不正经的同学混在一起，学习成绩成了班级倒数，爷爷奶奶管不住他。
夫妻两个人商量着挣再多钱，儿子没出息也是白搭，于是夫妻分工，男的继续在工地轧钢筋，女的回来照顾孩子。可她回来也没有起到之前商量的管理效果，儿子玩起手机来，就像毒瘾发作。
在外用血汗挣辛苦费的丈夫对妻子颇有埋怨，认为她专心在家带孩子都做不好，夫妻二人一通话就吵架。这名妇女面对丈夫的不理解、儿子的不争气，反复地说“手机害人”。
不可否认，手机加速了孩子的游戏上瘾。过去人们要凭身份证去网吧，当每小时充钱的电脑游戏被唾手可得的手机游戏取代，孩子们接触游戏的门槛降低了，只需要一部父母淘汰下来的几百元手机，只需要有网络即可——即使有防沉迷系统，但总是有办法逃脱。
更准确地说，手机加速的是底层家庭孩子的游戏上瘾。这些底层家庭可能是在农村，也可能是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父母的综合素养相比来说较低。父母或者没时间陪伴孩子，或者没意识到陪伴孩子的重要性，或者不知道如何去陪孩子。
人的天性趋向于对不费脑的事情上瘾，对于费脑的事情麻木。一个正常人不会生来就对读书上瘾，他更容易对看电视、玩游戏上瘾。可前者会让我们优秀，后者则会让我们堕落。可以说，人的大脑是需要刻意训练的，只有常常使用它、刺激它，它才会慢慢的灵敏。
资本化的游戏市场虽然对未成年人游戏上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针对未成年人玩手游已经有完整规范、政府严管的情形下，父母也应该反思他们是不是对孩子缺少陪伴和引导。
有一些受教育水平有限的年轻父母，尤其是男性，他们好像不会和孩子沟通，不知道如何陪孩子，把教养责任推给了母亲。一旦母亲不在场，或者母亲也被麻将等娱乐活动吸引的时候，孩子就更容易被手机游戏捕获。在当下普遍的家庭模式里，父亲的权柄和威严正在消失，母亲开始在一个家庭中大包大揽。
父母对孩子陪伴和引导的质量差别，造成了孩子对手机游戏的分层化上瘾。当孩子从父母那里得到好的陪伴时，他们往往会被琴棋书画等活动吸引，好的兴趣一旦养成就会形成好的循环，似乎这普遍发生在家境小康、父母文化素质较高的家庭。当孩子从父母那里得不到好的陪伴，他们就被游戏陪伴，这似乎更容易发生在为生计奔波、父母文化素质较低的家庭，大多分布在在农村家庭。
父母对孩子缺少陪伴除了生存压力挤压了他们的时间，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观念还没转变。需承认，这些父母也是社会的，他们自身的动能不足，但面对如洪水猛兽般的手机游戏，他们必迅速转变，装备自己，从游戏世界夺回孩子。
孩子们沉迷手机暴露了父母的不称职，也宣告了他们的无奈。现实逼迫父母不能再用他们从上一代习得的放养式教育对待下一代孩子。
教育学的经典命题——所有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这句话并没有过时。陪伴作为有实质行动、孩子能直接感受到的爱，在“娱乐至死”的当下社会尤其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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